《参考消息》记者刘华3月3日报道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就“中国世纪”话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GDP超越美国是早晚的事情，国际社会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仅以此就将21世纪命名为“中国世纪”，既不准确，亦无必要。他认为，中国经济在获得巨大的阶段性成果之后，最需要的是冷静与理性。

高原明生先生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目前担任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秘书长。

“中国世纪”提法不准确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待“中国世纪”这一说法？

高原明生：无论是以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还是以名义规模计算，中国GDP超越美国都是早晚的事情。对此，国际社会已经有心理准备。无疑，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使整个国家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带动了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如果仅以此就将21世纪命名为“中国世纪”，既不准确，亦无必要。中国在整体的财富存量、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国民的富裕程度方面，仍与美国有很大差距。此外，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在中国，很多数字一旦“人均”之后，就又是另外一番局面。

在经济发展获得阶段性成果之后，中国需要的是冷静与理性，因为面前还会出现很多困难，其中既有尚未解决的老问题，也有陆续出现的新问题。如果要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那么此后还有80多年，这将是几代人的时间。如果从这样的宏观时间维度去考察，中国必须思考如何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如何克服一些深层次矛盾。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思路，中国领导人才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

中国面临复合型难题

《参考消息》：您认为中国今后发展可能会遇到哪些主要困难呢？

高原明生：对于这一问题，特别是对经济发展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已经有很多相关讨论。我想说的是，中国今后面临的很多困难将是复合型的，涉及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并非简单的经济或政治问题，这里举出几个例子。

首先，如何面对提前到来的“老龄化”与“少子化”？

从日本的经验看，“高龄少子化”绝不仅仅是社会问题，还将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劳动力减少、社会福利负担加重、政府财政空间受限等，继而产生政治影响。中国未来也许会面临同样的局面。近几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减少；随着人口结构改变导致抚养比发生变化，中国社保体系的可持续性也将受到考验。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而言，中国的“老龄化”与“少子化”到来更早。如果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继续下去，将可能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基础性因素。

又如，如何实现有效的、现代化的基层治理？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民众的稳定生活，都需要有效的、现代化的基层治理。如果基层政府效率不高，或是腐败严重，当地企业往往很难正常发展，甚至民众“自谋生路”也会遇到各种阻碍。中国地方发展程度的差异，其实与当地基层治理能力的高低是有关系的。如今，中国很多发达地区的基层治理有了很大进步，但从总体来看，中国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还很大，一些地方的基层治理还很难说是“现代化”的。而“基层治理”的改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政治或行政问题。这不仅需要具备现代治理能力的基层干部，还需要用大众传媒、国民教育等方式改变当地老百姓的思想观念。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一个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大课题。

再比如，在实现“依法治国”等方面，中国也面临同样的核心问题——“人”。在高层确定了“依法治国”的目标后，要让各级执行者从内心深处认识到“法治”的意义，在行动中自觉履行这种意识，就需要他们思想观念的重大改变。这些都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很难一蹴而就。

“四个全面”非常重要

《参考消息》：您对中国政府解决上述问题有哪些建议？

高原明生：“治国理政”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我的建议是，一方面需要“决心”，一方面需要“耐心”。所谓“决心”，就是要不怕阻力，敢于把正确的政策贯彻下去，不能仅仅停留于纸面上；所谓“耐心”，就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注意政策的节奏、不同领域政策的配套、具体政策的专业性等因素，防止急于求成，避免“好心办坏事”。

最近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四个全面”非常重要。可以注意到，这四个方面有内在的相互关系。比如，如果没有“全面依法治国”，也就不可能真正“全面深化改革”，而如果不能“全面深化改革”，也就不可能真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还有一点，为了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在解决社会矛盾时，可考虑加强通过协商和论证解决问题的机制，而非简单地使用力量。在建立机制后，还应在全社会加强规则意识教育，用“规矩”解决问题。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前景？

高原明生：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中国的富裕与发展，也会成为日本的发展机遇。仅举一个最近的小例子：春节期间，中国游客在日本的消费达到了60多亿元人民币，使日本零售业在传统的淡季有了新商机。从各个方面说，我们很希望中国能够长期持续稳定地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富裕和安定的国家，这对日本、亚洲以及世界都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