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台湾大学政治系博士生 
 
       两岸关系随着蔡英文在年初当选台方新领导人再次进入螺旋式下降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大陆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陆客赴台旅游人数剧减以及国台办暂停两岸沟通机制等，这很大程度意味着北京与台北的关系进入“冷冻期”，或是田飞龙博士所称的“战略缓冲期”。在台湾方面，本次选举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执政党的例行轮替，更在于民进党在台取得全面执政的权力，是象征着台湾蓝绿板块变动一次标志性选举，而且这种“绿主蓝随”的趋势似乎随着台湾年轻世代“天然独”的崛起变得愈发不可逆转。同时，对于台湾的认同政治而言，这也将成为其认同导向的“转折点”。本文试图从两岸不同的历史与制度来简要探析，为何在2016年的两岸新政局的背景下，台湾仍然存在身份认同困境的问题。
 
      前文所述的“天然独”世代的崛起在台湾《联合报》2016年3月最新的民调结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据其民调数据显示，20-29岁年轻族群中，认同自身为“台湾人”这一单一身份的比率高达85%，为所有世代分类中的最高值，亦是20年来的最高点，体现认同政治中，世代性的差异巨大。相应地，单纯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民众只占1%。此外，受访者在回应两岸关系与台湾前途的调查中，支持“尽快独立”（急独）、“先维持现状再独立”（缓独）分别占19%与17%；认为两岸应该“永远维持现状”的比率为46%，而认为两岸应该统一（包括“急统”与“缓统”）所占的比率为4%和8%。若将上述数据总体分为“统与独”两大类，那么支持“两岸统一”的比率只有12%，而赞成“永远分离”的数字则高达88%（包括“永远维持现状”）。这意味着，不管是“蓝营”还是“绿营”执政，都必须正视台湾岛内绝对多数的民意走向。而认同政治在于两岸关系的重要性则表现在任何一届的北京与台北政府都有可能因为要回应各自内部需求而陷入直面的冲突，造成不仅是台湾，更是大陆方面的巨大损失，也不利于中国周边与东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身份认同（identity），如同本尼迪克·安德森所述，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是人们对自身身份的辨别与定位；阎小俊教授则认为认同政治实质上是包含着三个问题：“我是谁？”“我属于哪类人？”及“我同他人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将此概念联系到两岸认同问题上，则变为“台湾人”认同中的台湾是什么？“中国人”中的中国又是什么？当然，认同政治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景下，采用了不一样的定义。一般的认同理论过分强调“主体性构建”也造成认同政治的模糊性。这点在李登辉的“新台湾人”与陈水扁“去中国化”时期体现得格外明显。人民主体性不应仅是喊口号式的构建，真正的重点在于得到“他人的认证或认同”。这也正是台湾与台湾人现今所面临的认同困境。此种困境能够从制度与历史两个层面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
 
        首先，在制度层面上，自1971年蒋介石政府推出联合国以来，其在台所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国际空间就遭受到不断的挤压，直至当代的国际社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然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湾仅是中国所属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中央政府一贯强调的“一个中国原则”。然而，中央政府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方式却变向地造成台湾人民的“民心背离”，岛内的“中国人”认同感逐年下降。这主要是源于台湾人的心理认知，多数台湾人认为现有的“中国人”一词指涉的是对岸的“北京政府”管辖下的大陆地区人民，而要使在“台北政府”管辖下的台湾人民认同中央政府所代表的“中国人”显然是缺乏制度的合法性基础的。虽然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在其八年的执政间坚持“九二共识”，但却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即：台湾人民所认为的“中国”指涉的是“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度层面合法性的缺失也说明了为什么在马英九执政期间，中央政府所期望的“中国人”认同上升的现象不仅没有出现，反而还持续走低的问题。
 
        其次，在历史层面上，研究台湾人的认同感的背离不仅是从蒋介石政府退守台湾开始，而应将其置于一个更为宏观的历史脉络中。可以说，从清末开始，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离心力就随着时间的推演而不断增强，可大致分为两个大的时间段：第一，甲午战争后的殖民经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朝鲜战争等区域性战争都影响两岸身份认同构建的历史进程；第二，1980年末的台湾民主化、李登辉的“新台湾人”主义及陈水扁时期的“去中国化”等一系列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变革促使岛内台湾人族群形成一套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则界定着台湾对过去和现实的基本认知。台湾岛内经历过第一与第二时间段的老一辈，或许还存有对“中国人”认同的念想，因为他们与大陆之间仍存有重叠的记忆，身份认同上不存在冲突；但对于只经历过第二时间段的年轻世代而言，大陆历史记忆的缺失使得年轻世代对两岸政治与历史现实的认知存在集体性的冲突，在前段时间台湾内部的“课纲修改争议”与“去蒋化”运动就是明显的表现。
 
       针对两岸关系中历史与制度层面存在的冲突所造成的台湾，特别是台湾年轻世代的认同感背离，本文不仅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初步性的探析，希望能够为减少此类冲突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制度层面造成冲突的根源在于两岸人民对“中国”一词的内涵具有不同形式的定义，因而中央政府需要思考如何在台建立其制度的合法性。笔者认为，适当放宽对“中国”的内涵，使得两岸双方对其有更多的诠释空间，有助于解开“主权争议”的死结。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可以思考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创造“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而此模式中，“一国”的意涵与港澳现行的“一国两制”不同，是一种更具灵活性与诠释性空间的概念，是台湾人民所能接受的概念。其次，历史层面冲突的根源在于年轻世代对大陆历史记忆的缺失，并且该冲突有可能因为民进党的执政而进一步升级。但是绿营执政者并非如想象中的那么排斥两岸的历史记忆。例如，2012年民进党前高层谢长廷以“维新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来访大陆时就提出：“两岸人民应该创造共同记忆，共同面对世界，建立命运共同体”的“三个共同”的论述，这表明民进党为了两岸的和平发展，也愿意接受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因此，中央政府可以尝试更多地开放和深入两岸的文化与历史交流，特别着重于“抗战历史”这一两岸人民共有的历史记忆。
 
       台湾有着中央不可忽视的民意基础，也存在着影响两岸和平发展的“身份认同”冲突这一不确定因素，为了避免最坏情况的出现，两岸从政府高层到民间互动，都需要更为深刻的理解与倾听。最后，笔者引用一段龙应台在香港书展演讲时的一句话：“归根结底，两岸的人民需要开启大倾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