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语言的变化来分析社会转型、社会心态、社会文化，是一件庞杂艰巨的工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历史档案价值和社会实践价值。

　　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语言既是社会的积淀，又是社会变迁的反映。孙剑艺等撰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称谓分期研究——社会语言学新探》（以下称《新探》）是一部语言史，也是一部社会史、一部精神史。

　　语言的变迁折射着社会的变迁，语言的解构反映着社会的解体。语言现场已难以还原，只能从广博繁杂的语料中发现历史。《新探》一书提供了观照20世纪社会史的全新角度。20世纪的中国，动荡、革命和社会变革交织，伴随着语言的焦虑和浮躁。葛剑雄说：“语言（包括方言）的选择和流行绝不取决于语言本身，更不是人们对语言或方言进行比较研究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说到底，语言问题不是语言学问题。”语言变革是社会变革、思想变革的一种表征。语言形态、语言环境、语言资源的变化在社会压力下造成的。透过语言状况来考察当时的社会状况是一件富有难度和深度的工作。时代是一个大的语境。每一代人都脱离不了他们那个时代，自然也无法脱离那个时代的语境。一个时代的言说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形态。该书绪论指出：“整个20世纪是一个社会动荡、社会变革最为频繁的百年。无论是一场接一场的战争，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或者由政治向经济的跨越等，都必然引起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诸方面的种种变化，引起社会的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的重组，引起人们政治经济地位与社会角色的改变，引起人们观念认识上的变化。由于词汇的社会敏感性，这种种一切，必然会在社会称谓词语上面体现出来。20世纪社会变迁的这种特殊性，也就使得百年间社会称谓词语发展变化研究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

　　《新探》一书通过梳理“洋人”“外国人”“教民”等称谓，发现清末官场弥漫“官场恐洋综合征”，与老百姓对洋人的仇恨形成语言上的对立。不同的称谓显示出不同的阶级立场，语言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一个病入膏肓的时代，注定无法保持语言的纯净。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官场的堕落先从语言的堕落开始，“两个时代的行政语言，并没有彼此迥异之处。它们的风格同样没有文采，就像流水账，含糊而软弱；撰写人的独特面貌被堙没在普遍的平庸之中。省长的文字和总督的文字一模一样。”晚清官场的语言腐败、语言堕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语言的虚伪性被发挥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