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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放妻书 见证别样离婚文化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　　时间： 2012-03-07 11:31　　责任编辑: 任子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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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妻书中藏有“放夫书”——

唐朝女子再嫁不为失节

早在1941年，仁井田升认为放妻书中的“放”字，反映了夫妻关系中妻子地位的低贱。

多数敦煌学专家学者对这一观点并不认同，“放”字乃放归本宗之意，本身并无低贱的含义。在已发现的12件敦煌放妻书中，也有一些别的名称，如夫妻相别书文样、女及丈夫手书样文，更显示出双方的主体地位。这说明在晚唐和北宋初年时期，女子在婚姻关系中，要比后世的明朝和清朝地位高。

放妻书中，也有一篇独特的“放夫书”，名为“宋初留盈放妻书”。从格式上看，这篇放妻书讲的是丈夫富盈和妻子阿孟离婚，但文中却出现了“对众平论，判分离别，遣夫主富盈”、“自后夫则任娶”字样。放妻书中的“放妻”，是因为在夫系家庭制下，妻子一般是从夫居，因而在离婚场合，通常也就是妻离夫家，按此件文书所反映的婚姻情况，这篇放妻书本应题为放夫书。专家认为，当时基本上都是从夫居，离婚书绝大多数也是题为放妻书，所以阿孟与富盈离婚时就借用现成的放妻书的格式，加上阿孟与富盈离婚的具体内容，便成为以放妻之名、行放夫之实的离婚书。

杨际平先生提出，放妻书是用作离婚样本来参照使用的，体现了民间离婚的实际情形，具有普遍意义。也许，这一“放夫书”恰恰反映了唐朝的婚姻制度给人感觉更自由一些，唐朝女子在婚姻生活中的主动性，离婚并不如我们想象中困难。

从史实来看，唐朝妻子提出离婚的也不在少数。女方再嫁也不为失节，这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鲜明的对照。唐人范摅在《云溪友议》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妻子王氏便向他索要休书离婚。杨志坚无奈，赋《送妻》诗一首，王氏拿上这首诗，到官府请求离婚，州官颜真卿认为王氏嫌贫爱富乃“污辱乡闾，伤风败俗”，判处打二十板，准其改嫁，以示警戒。同时，赠杨志坚布帛二十匹、米二十石，并留任署中，还将此事公之于众。此后数十年间，江右之地不敢再有休夫的妻子了。

有历史学专家专门统计了唐朝公主的离婚率情况，结果发现唐朝公主离婚再嫁的不在少数。据统计，唐朝公主总数是198个，除去34个早夭或当了道士的，有过婚史的不到164位，其中有再婚、离婚史的就高达28个，接近20%。

财产分配赫然在列——

和离早已写入唐律

现代人在离婚协议时，往往纠结于子女的抚养和财产的分割。但在周秦以后的中国古代，这两项都不成为问题。子女的归属，按惯例都是归男方，女方对此无权争议；汉律规定：“弃妻，畀所赍”，意思是离婚时，女方可带回陪嫁物，但不能参加对男方家财的分割。

在敦煌放妻书中，财产分配赫然在列。放妻书表明了“所要活业，任意分将”、“所有物色书之”。有敦煌学者据此认为，当时夫妻和离时如果一方需要扶养，双方可以协商且双方的父母可以参与；扶养可以采取给付“衣粮”之方式，可以一次付清也可以分次给付；扶养只持续一定时间。

么振华在《唐人离婚探析》一文中提出，敦煌放妻书中的离婚属于和离，就是夫妻双方合意离婚。唐代以前，已有和离现象，单用法律规定和离，则自唐律开始，唐律规定：“若夫妇不相安偕而和离者，不坐。”这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措施了。

其实，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和离”，只是唐朝离婚的三种制度之一。唐朝法律还规定了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义绝”是一种强制离婚制度。如果夫妻之间、夫与妻的亲属之间或妻与夫的亲属之间、夫妻双方的亲属之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事件，如殴打、杀害、奸情等，不论夫和妻的意愿如何，必须离异，违者要受刑事处罚。

另外，夫方单方面提出的强制离婚，即“出妻”也是当时的一种离婚形式。“七出”作为离婚的条件，在西周就已出现。《周礼》规定，丈夫可以以七种理由休弃妻子，即所谓的“七去”，也叫“七出”。“七去”包括“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但也有“三不去”，也叫“三不出”：“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余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也就是如果妻子无处可去，如果妻子为公婆守孝三年，如果娶妻时夫家贫苦，后来富裕了，在这三种情况下不能休弃妻子。但是，对于“七出”的淫、恶疾，不适用“三不去”。

么振华认为，唐朝和离不会超过离婚比例的三分之一。和离可能处于双方自愿，但又以父母做主为前提，因此它只是“七出”、义绝的补充。另外，由于古代男尊女卑，男子往往掌握着婚姻的主动权，加上经济等因素的考虑，女子往往是婚姻的弱者。放妻书达成的和离，其中很可能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男子提出离婚，而女子被迫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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