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紧盯一把手这一“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在着力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去年一年，市委主要领导带头约谈区党政一把手和市直单位、市属企业主要负责人11人次，市纪委书记、副书记约谈25人次。

原标题：探索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

广州市纪委主要负责同志约谈某市直单位一把手。

“罗京军同志，请你回去后就今天所谈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15个工作日内书面报送整改情况。”近日，由于在2016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检查中排名靠后，广东省广州市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罗京军接受了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连生的一对一约谈。

广东省广州市紧盯一把手这一“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在着力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去年一年，市委主要领导带头约谈区党政一把手和市直单位、市属企业主要负责人11人次，市纪委书记、副书记约谈25人次。

与此同时，广州市委制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约谈一把手制度》《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十项措施》等制度。今年以来，市纪委书记约谈有关区、市直单位和国有企业一把手42人次。

“几轮约谈下来，感觉谈话提醒能较好地起到红脸出汗的效果，达到抓早抓小、严管厚爱的目的，有助于推动形成自觉接受监督的良好政治氛围。”广东省委副书记、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表示。

“本人有2套住房，配偶是大学副教授，小孩是软件工程师。2016年，市纪委对群众反映我的个人有关问题作了函询，所反映的问题与事实不符，我已作了说明。”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广州市纪委全会上，某市直单位一把手在述责述廉述德时主动报告了以上事项。

这已是广州市连续第4年开展“三述”活动。今年“三述”对象首次回应本人、本单位党员干部受到提醒谈话、组织函询等情况，以及本人住房、因公出国（境）、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四年来，全市已有区、市直单位党委（党组）书记共27人在市纪委全会上进行“三述”，其中包括4名市委常委和10名区委书记。

开展有效监督，需要从明确一把手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着力。广州市各地各部门制定、公开一把手权力清单，规定涉及“三重一大”决策必须集体研究，一把手不能以现场办公会、文件圈阅等形式决定；班子会议集体研究工作，班子成员应明确表达意见，一把手应末位表态；对班子成员和一把手的意见，应当形成会议纪要。

今年2月，该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十项措施》，明确提出发现一把手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便利，违规干预、插手干部选拔任用、工程建设、执纪执法等问题，应当记录并及时向上级党组织和纪委报告，应记录报告而不记录不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相关责任人依纪依规严肃处理。

一把手违纪问题一直是广州市纪检监察机关执纪审查的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共查处市区镇（街）三级党政机关、职能部门、国企一把手140多人，其中，立案查处市管一把手违纪案件38件38人。

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李俊夫多次与其妻王某湘共同收受工程承包商巨额贿赂款。从化区原区委书记黄河鸿把家族当作利益输送交换站，让儿子、哥哥、侄子、大舅子化身为自己在商海的“影子”，形成“黄河鸿在体制内幕后给人办事，亲属团在商圈前线大肆收钱”的腐败链条。

在一把手违纪案件中，有的夫妻腐败齐上阵，有的家族联盟同台唱。对此，广州市出台《广州市加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紧盯一把手的社交圈、生活圈和休闲圈，切实加强一把手的家风建设和“八小时以外”的监督，还制定出台推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若干意见，防止一把手利用地缘、学缘、军缘、业缘等社交活动搞官商勾结和钱权交易。

与此同时，广州市委深化政治巡察，紧盯被巡察单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情况。巡察报告中，单列一把手廉洁自律和履行主体责任情况，加强对一把手涉嫌违纪问题线索的核查。

“我们在巡察中发现，有个别单位一把手对全面从严治党认识不足、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比如，有个被巡察单位党委一年开了50多次党委会，没有一次专门研究党建工作。”市委巡察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市将深化专项巡察，把一把手履行“一刚双责”情况作为巡察重点，并督促抓好整改落实。（本报记者 刘战成 通讯员 郭华铁 张雪雁）